《标准（二）》规定了78种经济犯罪案件刑事立案标准，与2010年的旧标准相比，此次修改是一次全面修改。此次修订标准范围广泛，可以用“有严有宽”概括。经济犯罪是市场参与主体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了解立案标准修改的主要内容，及时开展合规学习是避免“牢狱之灾”的必修课。其中三类犯罪的变化值得关注。
第一， 突出信息披露义务和投资者保护，证券类犯罪全面趋严。
2020年底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对证券类犯罪做了较大修改，增加了刑罚档次，提高了法定刑，扩张了处罚范围。随着注册制的逐步落实，证券发行、监管规则发生了较大变化，相关犯罪立案标准必须随之修改。修改的整体思路是强化落实信息披露义务，加强投资者权益保护。以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为例，立案标准由原来的五项增加到十项。欺诈发行股票、债券，除了以募集资金数额为立案标准外，增加了虚增、虚减资产、营业收入，隐瞒或编造诉讼等重大事项、造成投资者直接经济损失100万元以上、为欺诈发行而向监管者行贿等新的立案标准。
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立案标准增加了虚增、虚减营业收入的立案标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以及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等罪名立案标准也有较大幅度修改。为适应十多年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变化，并为行政处罚留有一定空间，提高了刑事立案数额的标准，但是同时增加了再犯从重的处罚规定，对有证券、期货犯罪前科、二年内因证券、期货违法受过行政处罚的行为人，立案标准降低一半。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的立案事由从原来的八项增加到十三项，增加了通过公开评价、预测投资操纵股价，编造虚假事项误导投资者投资，从而操纵交易等多种立案事由。
对证券、期货交易者来说，以前习以为常的一些操作潜规则将面临刑责，修改后的标准给人一种“总有一款适合你”的感觉。
第二， 以是否有非法占有目的为区分，融资类犯罪立案标准有严有宽。
近年来非法集资类犯罪高发，危害较大，人民群众深恶痛绝。此次立案标准修改，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骗取*款、高利转*等违反金融管理秩序的犯罪普遍大幅提高了立案标准，如高利转*犯罪的立案标准由违法所得数额10万提高到50万。骗取*款罪的立案标准，只保留了直接造成银行等金融机构直接损失的立案标准，且数额由原来的20万提高到50万。也就说即使*款过程中存在一定欺诈行为，但是只要按时足额还款，没有给金融机构造成直接损失，也不以犯罪追究。这种规定无疑较为符合实际，毕竟*款人并不是骗而不还，主观恶性不大，危害也相对小。
但此次修改对集资诈骗、*款诈骗、保险诈骗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金融诈骗类犯罪还是坚持从严惩治的。《刑法修正案（十一）》提高了集资诈骗等金融诈骗罪的法定最低刑期，此次立案标准修改也体现了从严的趋势。以集资诈骗罪为例，原来规定的个人和单位集资诈骗的立案标准分别为10万和50万，此次修改后统一为10万。尤其是对公司、企业等单位来说，集资诈骗的刑法风险更大了，应该将集资活动的合规审查置于更为重要的位置。
第三， 涉税类犯罪立案标准普遍提高，一定程度体现从宽精神。
涉税类犯罪是每个企业、个人都可能触犯的罪行。尤其是近年来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民营企业经营困境较多，在税收方面容易铤而走险，触犯刑法。而一旦查处治罪，企业困境更深，甚至倒闭垮掉，这也让执法司法机关面临平衡国家税收利益和经济稳定发展的难题。此次修订立案标准，一是提高了涉税数额标准，如逃税的数额标准提高一倍（十万），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犯罪标准提高10倍，涉税犯罪的风险看似在降低。
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这种修改对公司企业有从宽的效果。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企业经营者、个人可以为所欲为。财政的紧张会迫使加大查处打击力度，违法犯罪被查处的几率事实上更大了。因此，无论标准如何变化，守法合规经营始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