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唐山打人案件的影响，一些刑事法学方面的专有名词也得到大家的关注。其中，有网络大V就数次诟病现行刑事法律遵循的“无罪推定”和“疑罪从无”，暗示这样的规定放跑了罪犯，让老百姓无处伸冤。
可是，大V们没有解释的是，这些原则并非凭空而来，而是人类经过了千百年的血淋漓的事实中总结出来的，是无数冤魂用鲜血换来的。在没有这些原则的时代，无数人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被抓进监狱，甚至丢掉性命。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享受着这些原则机制带来的权利保护。
“无罪推定”中的重要内容就是“疑罪从无”，其产生于古罗马，含义是在无法确定某人是否犯罪或者犯罪证据不确凿的情况下，推定此人无罪。后来，在十七世纪的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中得以进一步确立。这是现代刑法司法文明的进步和成就，在关注社会保护的同时，注重对于个人权利的尊重和保护。
而我国自古就有“人命关天”的传统，周代开始提倡“明德慎刑”，主张道德教化，而反对重典滥杀。在古代刑侦手段非常落后的情况下，仍然看重证据。我们熟悉的狄仁杰、包公和海瑞，他们之所以被民间认为是青天大老爷，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断案重视调查取证，明察秋毫，不滥杀无辜。
但是，受限于当时的技术落后，虽然官府断案重证据，但是，其中特别重视口供，因为这最容易获得，导致刑讯逼供的泛滥。不过，另外一方面来看，采用刑讯逼供以获得口供，来支撑案件的证据，证明犯罪事实，才能定罪。
《史记》中记载的酷吏张汤罗织罪名陷害颜异，只是一个“腹诽”，并无实证。这成了“无罪推定”和“疑罪从无”的反面例证，被后人唾骂千年。
中国法律体系领先于世界数千年，在隋唐时期，被东亚国家效仿，形成中华法系，对世界产生巨大影响。
《大清律例》是我国古代法律的集大成者，其中的很多规定在当时都是非常先进的，故意杀人和过失杀人的认定的技术标准，比当时的英国科学合理得多，英国爵士斯当东曾经将《大清律例》翻译成英文，在欧洲广为传播，极为推崇。
只是，鸦片战争后，中国战败，为了打击清政府，瓦解中国社会，西方国家开始诋毁大清律例。同时，随着国力的衰弱，中国人在进行经济变革的同时，开始学习西方法律制度。到了清朝末年，甚至将康雍乾三世皇帝倾注心血编撰的《大清律例》进行修订，几乎完全向西看了。
法律体系的崩溃，也是社会共识的崩溃。当人们对自己国家的法律不再认同，不再信任的时候，整个国家一盘散沙，毫无向心力。
自清末开始，中国法律就开始西化。建国后，经历了十年的特殊时期之后，七十年代，刑法制定的时候，为了防止再次出现给人民群众带来沉痛伤害的“人治”下的冤假错案，刑事法律引入西方的“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罪刑法定，等等原则，近些年还强调刑法的谦抑原则，少杀慎杀，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权。
目前，我国的法律体系完备，国家治理、经济活动、社会民生等等方面均有法可依。法律好似定海神针，成为人们行为的准则和集体共识。基于这样的共识，我们才有经济的繁荣，社会的稳定。
某些大V在讨论唐山打人事件时，介绍说，美国法律允许“假设伤害”，可以先发制人，将嫌疑人直接射杀。此种说法没有介绍发生此类情况的前提条件和运用场景。同时，这样的做法也违背西方自己的无罪推定的原则，在美国，被误杀的案件比比皆是，已经成为很多人心中永远的痛苦。这些情况恰恰是他们问题所在，并非先进的地方，难道今天的中国人还要无条件地全盘向他们学习吗？
大V们的此番说法断章取义，到底想表达什么呢？让人搞不明白。
如今，有些人采用这样的混乱的逻辑来质疑中国法律，特别是刑法的一些规定和公安机关的工作规范，容易赢得流量。只是，这样的操作如果形成效果，将导致大家对法律的共识变得模糊不清，此时，有关部门拿出任何调查报告和结论，都无法得到公众认可。
最近，河北省公安厅的伤情鉴定报告的轻伤被质疑，就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
这种对法律的共识的丧失，就是向心力的缺失，这里面隐藏的危害就像黑洞，将吞噬所有身在这个法律体系中的人们，无人能幸免。
最后，我重申，法律是社会共识，和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和经济等方面相关，并非从天而降。目前中国刑事法律中的无罪推定原则来自于西方法律理论，但是，也是符合我国追求法治，避免人治，规范国家公检法机关行为规范的要求的。
至于说，此原则存在让犯罪嫌疑人逃脱的情况，自从这些原则诞生以来，就一直存在，一直在争论。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制度，我们需要做的是，如何完善此原则，如何加强相关规定的执行和监督，而非将经过数千年探索，无数冤魂鲜血换来的无罪推定原则丢掉，如果丢掉，就像倒洗澡水时，将孩子一起倒掉了。最后，受害的人，仍然是广大普通人。
美国污蔑我们的新疆问题，就是典型的有罪推定的行径，而我们外交部发言人驳斥他们的依据之一就是，他们违反了无罪推定的基本原则。而对于普通人来说，因为若废止无罪推定，那么，面对强大国家机器的毫无证据地指控时，作为一个个体，该如何自证自己的清白呢？《让子弹飞》里面剖腹取粉，自证清白的六爷就是最好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