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艺术来源于生活。
元旦档电影《年会不能停》中设计了一个剧情，众和集团为降本增效，制定了一个名为“广进计划”的方案，誓要裁撤6000名员工。实际上，类似的剧情，近两年已经在不少互联网大厂身上反复上演。
近日，脉脉等社交媒体上有员工消息称，中兴通讯正在进行规模型裁员的人员优化，但截至目前，中兴并未对此事进行明确回应。
从财报来看，去年Q3中兴单季营收286.9亿人民币，同比下降12.38%；前三季度累计实现营收893.9亿人民币，同比下滑3.42%。
回顾历史，2015年中兴通讯首次跨入千亿营收门槛，随即缓慢增长至2017年的1088.15亿人民币；2018年，中兴再次遭到制裁，10亿美金的巨额赔款导致元气大伤，营收又跌破千亿。
幸好最后供应链的安全还是得到了保障，对此中兴还特意制订了恢复期、发展期、超越期的八年三步走计划。
彼时，恰逢国内5G建设的高潮，中兴业绩迎来全面修复期，2021年，公司发展期的最后一年，营收达到1145.22亿人民币。然而步入超越期仅一年，去年便再次遭遇了营收上的“滑铁卢”。
明面上看，裁员确实是降低成本的有效方式。据中兴往年财报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6月30日，中兴通讯员工总数为72736人，而在上一年年底，中兴通讯员工还有74811人。
仅半年的时间，员工数减少了2000多人，很难不令人怀疑是否早在去年年初中兴内部便已有了人员优化措施。同时，也有接近中兴的人士向《深渡》透露，最近优化的员工比例已经接近了15%，远远超过了正常的企业人员变动范畴。
实际上在2023年华为的高调回归的背景下，中兴在市场上已显得有些格格不入：持续消耗运营商老本、海外市场销售遇冷，就连新增长的第二曲线也再次被华为压制了。
作为一种生存之道，中兴选择“低调”行事倒也算明智之举，毕竟主角蛰伏期苦练内功，来日出山惊艳所有人的爽文剧本足够振奋人心，可这样的情节，还能在中兴身上上演吗？
“制裁”之下，委屈的中兴
中兴成立于1985年，一度成长为中国第二大、世界第四大电信设备生产商，旗下运营商业务、消费者业务和政企业务为三大主营业务。
彼时，中兴与华为被共誉为民族骄傲，实力地位甚至还隐隐压过华为一头，按剧本本应扶摇直上的中兴，却迎来了人生中的两次至暗时刻。
据财报显示，2016年中兴全年营收1012.3亿元，但计提美国罚款后实际亏损为23.6亿元；2018年中兴全年营收855亿元，同比下滑21%，净亏损高达69.8亿元。
要知道，2015年中兴整体营业收入1001.9亿元人民币，净利润高达32.1亿元人民币。账目上出现如此大的亏损，美国的制裁难辞其咎。
2016年3月7日，美国商务部以中兴通讯“违反美国出口限制法规”为由，对中兴采取限制出口措施。
面对所谓“指控”，中兴通讯创始人侯为贵曾委屈地表示：“我认为，在这一问题上我们真的受到了不公平对待。其他公司也在销售相同产品，而且我们甚至还不是销量最多的。现在我们面临限制，业界其他公司却没有遭到任何限制——他们仍在销售。这有些不公平”。
但美国人显然是不吃这一套，中兴的委屈并没有作用。要么硬刚到底，要么明哲保身，参照阿尔斯通惨遭“肢解”的前车之鉴下，中兴为了旗下数万员工不得已选择了后者。活下去，成为彼时中兴最大的信念。
2013年法国电力设备领先企业阿尔斯通公司前任高管皮耶鲁齐，在美国肯尼迪国际机场被捕，随后CEO柏克龙遭胁迫就范，西门子与其成立合资公司的要求也被逼退。几经周折后，欧盟委员会于2015年9月8日批准了西门子对阿尔斯通的收购，阿尔斯通被“肢解”已成事实，其核心的能源电力业务被迫出售给美国公司，公司业务只剩下轨道交通。
无独有偶，2016年4月5日，中兴原CEO等三位高管以离职为代价，换取美国商务部对中兴解除出口限制；2017年中兴又公开承认违反美国出口管制禁令的事实，同意向美国政府支付总额11.92亿美元的罚金。同时，开除4名高级管理人员，并对其他35人进行处罚。
但是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味地退让只会让霸凌者得寸进尺。2018年随着地缘政治竞争的加剧，制裁的大棒再次落到中兴头顶：当年4月16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对中兴启动拒绝令，有效期长达七年。作为美国商务部最高级别的制裁工具，拒绝令的影响力远大于其经常使用的实体清单。
其在供应链领域对企业的影响，类似把金融企业踢出SWIFT系统。这个拒绝令的启动，对于当时的中兴来说几乎是灭顶之灾，中兴业务当即停摆。双方周旋三个月后才达成新和解协议：中兴支付10亿美元罚款，另外准备4亿美元交由第三方保管，且董事会及管理层全面大换血。
彼时身在南京中兴通讯核心网产品线的总经理徐子阳做梦也想不到一个巨大的“馅饼”即将落到他的头上——当年的7月5日，他接到总部通知，即将被任命为公司总裁，此时，距离徐子阳加入中兴刚好20年。
而在此前一周，根据和美国政府的协议，中兴14名董事和管理层已集体离任。但吊诡的是，随后在和上一届高管没有任何交接的情况下，徐子阳和其他21位新高管走马上任。
然而这一届的领导班子绝大多数是源自中兴原三级管理干部，缺乏相应的高层管理经验。徐子阳更是研发技术岗位出身，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整个人都是懵的，完全没想到会是我”。
因此虽然“黄袍加身”的徐子阳稳住了中兴“山中无老虎”的慌乱局面，但不可否认的是以其为主的领导班子在管理经验上还是稍显年轻与稚嫩。在“继位”之前，徐子阳的职位只是副总裁，而在中兴整个集团体系内，副总裁的 title 没有三五百也至少有一二百人。
甚至作为中兴权力最大的人之一，徐子阳相对于前几任领导，权威和个人魅力等方面有很大差距。例如在遇到重大决策时，不同于此前中兴内部找一个最被信赖的人来重点征询意见，或者由一两个人来拍板决定。徐子阳似乎更乐意于“放权”，由大家商量着决定。
所以可以看到的是新的领导班子对外力度不够，对内又过于谨慎。毕竟，一心求稳就必然伴随动作收紧，中兴在徐子阳的带领下，尽管一切向好，但恢复过于缓慢，动作幅度不再洋洋洒洒。
除此之外，美国的制裁禁令使得中兴的海外市场同样损失惨重。据中兴财报显示，2018年至2022年，欧美及大洋洲的营收大幅降低，国际市场收入占比从44.66%一路跌至30.7%。
但不管怎样，能活下来便是能力的彰显，从遭受美国制裁再到艰难重生，低调前行的中兴好歹将当年的那口委屈气给喘了上来。
“裁员”广进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这些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企业们，其唯一的共性就是在发展的途中违背社会运行规律，跟不上行业发展节奏。
现今，就中兴而言，虽然彼时的遭遇令人扼腕，但其在科技创新上的踌躇就怨不得他人了，毕竟中兴最大的竞争对手华为也曾被美国以同样的方式制裁过，时至今日，华为自身的鸿蒙生态倒是做得愈发完善。
而这种差距具象到营收数据上则显得尤为明显。
据财报显示，2023年中兴前三季度累计实现营收893.9亿元，同比下滑3.42%。按照该进度，中兴2023年整体营收只能堪堪破千亿，难破1300亿大关。这也导致其2023年Q3财报发布后，高盛、摩根等机构纷纷下调了对中兴的业绩预期及目标价格。
反观华为，据华为轮值董事长胡厚崑在新年致辞中透露华为预计2023年实现销售收入超过7000亿元人民币。
可是，在2023年开年之际，中兴的管理层其实是对投资者们作出过相当自信的发言。
据悉，中兴执行副总裁谢峻石曾在公司业绩说明会上表示，公司看到海外市场三个变化，将有利于重塑竞争优势。甚至，在2023年4月中兴举办的云网峰会上，谢峻石又强调了中兴国内政企要在今年实现40%以上的增速目标，并希望其成为公司业务增长的新引擎。
然而现实却是十分骨感，2023年上半年，中兴事实上在欧美及大洋洲、亚洲地区（除中国外）的市场收入分别下滑了2.57%和22.28%。至于所谓的国内政企，虽然中兴在Q3披露财报时，并未披露政企国内外收入的具体情况，但统计2023年上半年财报数据，其政企收入已然同比下滑12.37%，因此全年40%的预期增长几乎已是不能完成的任务。
此外，中兴的合同负债指标，已连续五个季度下滑，跌至近五年最低，该指标一定程度反映企业行业话语权、产品紧俏程度以及公司未来的营收规模。
中兴想在营收并未明显增长的同时，又想保证利润，似乎管理层能想到的办法也只剩下了“裁员”广进。
“噩梦”华为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兴和华为都是作为“双骄”的形象出现在公众视野的。
的确在最早的时候，两家营收一个80亿，一个100亿，基本还算处在同一水平之上。尤其是在02、03年的时候，中兴转型去做小灵通，一举超过了UT斯达康，把公司给救活了。也是自此时起，中兴便开始了自身的手机业务尝试，甚至在当时的行业人士看来，中兴的手机业务甚至让华为都直称羡慕。
但也是自“小灵通”事件之后，尝到赚快钱甜头的中兴，与华为间的差距便慢慢被拉开了。一开始还是20亿的差距，后来就是1.5倍、2倍、3倍，再到如今的七八倍，二者实际早已不能相提并论。
实际上，在当时的内部人士看来，书生气很重的侯为贵对人比较慈和友好，中兴比较强调人性化，而军人出身的任正非主导的华为则完全按照军事化的方式管理人，赏罚分明。中兴沉稳有余，进取不足，华为则挥斥方遒，因此两家公司的企业经营策略也就分为了截然不同的稳健型和激进型。
例如在2004年，华为变得更加重视技术研发投入；中兴则更加务实，重视现金流；技术路线上，中兴选择了技术更好的CDMA，华为选择了WCDMA，但CDMA由于授权费成本很高，后来被高通放弃掉了，没法进行大规模普及，而WCDMA专利分散，方便大家形成交叉专利，很快成本就能降下来，华为便抓住了这个机会。
如今侯为贵先生虽然早已去职，但这种保守谨慎，四平八稳的企业文化似乎仍然被传承了下来。
去年年初之际，源于生成式AI的出现，彻底引爆人工智能产业链的投资热潮。有资本市场的机构分析称，AI的出现将会推动大量算网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而号称在这两方面都具备端到端全栈能力的中兴，一度被推上了神坛。
据雪球数据统计，截至2023年6月，中兴A股股价累计上涨了88.28%，有29家机构对公司2023年的平均营收预测为1329.77亿元。
然而，其实际的技术表现却并不尽如人意，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市场便开始用脚投票，中兴股价发生了大幅回落，至今较上半年的高点跌超40%，基本回到年初水平。
按照中兴前三季度的营收总额，想要完成之前机构预测的1300多亿平均营收，意味着中兴必须在今年四季度单季完成435.87亿的订单，同比需要增长约43.38%，难度堪称地狱模式。
虽然去年前三季度中兴在研发上累积投入190.6亿元，占营业收入的21.3%，但实际成果似乎并不明显，至少就大模型而言，华为已然实现商业化落地，而中兴的大模型却不见波澜。
此外中兴的第二曲线也被华为死死压制。
据悉，中兴于2022年提出的第二曲线业务，其中一个方向便是从CT向ICT转型，去年上半年公司又着重强调将锚定“连接+算力”两个方向。从2022年中兴官方发布的情况看，公司第二曲线业务处于增长态势，保持着40%的增长速度，其中服务器增长最快，拿下了2022年全国发货量和销售额第五的成绩，并蝉联电信市场份额第一。
但据C114报道，中国电信AI算力服务器（2023-2024年）集中采购项目已完成评审，84亿的标包，中兴仅中标5.38亿，占比为6.4%，甚至市场最为火热的液冷及国产化服务器，中兴均无一中标。
对此市场有言论称，中国电信此次招标，在CPU方面更中意采用国产鲲鹏的G型服务器，且认为其正在成为主流，经C114测算，以G系列为代表的国产化服务器规模占比超过47%。不巧的是，鲲鹏正是中兴的老对手华为的产业生态。
如此看来，中兴虽然确实还存活着，而且也在咬牙发展，但却正如走错方向的“差生”一般，陷入了一种假努力的怪圈，而且目前依仗运营商业务并不是长久之计，一味坐吃山空终究会被华为等竞对慢慢蚕食，最终彻底沦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结语
“把活下来作为最主要纲领，边缘业务全线收缩和关闭，把寒气传递给每个人”。当初任正非的这篇“寒气论”，现今套在中兴身上也同样适用。
1985年成立，1997年上市，享受过荣耀，也跌落过谷底中兴已然是中国通信发展史上一个绕不开的标志与符号。作为被美国打压的第一批国内企业，中兴到现在都仍深陷美国强力监管牢笼之中。
过去有媒体曾如此评价中兴：中兴错误出身在了通讯行业，如果在其他行业，即便是行业巨头，还不会遭受美国制裁。话虽不假，但世上哪来那么多的如果。既然选了这条路，便只能风雨兼程。
“中兴中兴，中华复兴”。如果要以这句口号作为衡量标准，那么可以说，中兴的表现多少有点儿对不起它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