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胎何时放开最新消息(最新国家开放的三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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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生育政策,释放生育潜能,对于缓解即将到来的人口负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近日在接受人民政协网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5月三孩政策放开后,应该适时观察2022年和2023年的实际效果,如果明年、后年依然没有达到预期,“十四五”期间应及早全面放开生育,让生育权回归育龄人群、回归家庭。

人口负增长是必然趋势,但并不可怕

近日,《中国统计年鉴2021》中披露,2020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为8.52‰,首次跌破10‰,而同期人口自然增长率仅为1.45‰。持续走低的生育率引发热议,有专家预测人口负增长将提前到来。

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

“人口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长期性因素,也是重要的战略性和全局性要素。”陆杰华强调,适度的人口规模、合理的人口结构、协调的空间分布及较高的人口素质对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非常重要。

“1.45‰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对我国的人口总量而言,几乎已经接近零增长。”陆杰华预测,如果今年出生率持续下降,可能明年或者后年就会进入人口负增长。无论生育政策是否调整,人口负增长早晚会到来,只是比预计的来得快了一些。

人口负增长意味着什么?陆杰华表示,当死亡人数超过出生人数,人口负增长就可能出现。而一旦进入负增长状态,就很难再回来,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资料图 | 图源新华网

不过,陆杰华表示,人口负增长并不可怕,重要的是如何面对人口负增长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一系列变化。“过去我国的人口一直比较年轻,人口一直处于增长状态。如今人口负增长的趋势不可避免,如何适应这种新的社会形态,化解风险、避免矛盾,协调人口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当下需要直面的问题。”

从数量型人口红利到质量型人口红利

“近年来人口政策的调整,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促进人口均衡发展,这是一个长期的目标。”陆杰华表示。

什么样的人口状况是均衡的?陆杰华认为,这一概念应当包括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从内部要素上来看,人口的数量、结构、分布和人口素质之间要均衡,要有适宜的人口规模、合理的人口结构、适宜的空间人口和相对较高的人口素质。从外部要素上来看,要使人口内部要素与社会发展相匹配,均衡与经济、资源、环境等方方面面的关系。”

因此,陆杰华建议,应该以“稳总量、调结构、优分布、提素质”四个方面为着眼点,促进人口均衡发展。

陆杰华表示,首先要考虑到我国14亿人的人口规模,总量下降速度不能太快。而在人口结构方面,通过调整生育政策、延迟退休等措施进行调整。另一方面,过去我们享受的是数量型的人口红利,这在一定时期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但由于生育率的下降、老龄化的加速,特别是劳动力规模和比例的下降,我国的人口红利走向下行。“数量型人口红利的时代远了,下一步我们要转向质量型人口红利,通过人口素质的提升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发展。”

“还要注意化解人口方面的风险,比如老龄化过快、少子化明显、出生性别比失衡等问题。” 陆杰华特别强调,《中国统计年鉴2021》中披露了全国乡村人口性别比为107:91,乡村地区男女人口性别比失衡现象尤为明显,出现了城乡不同的性别失衡问题,可能会对社会稳定、婚姻关系稳定产生影响。

不仅要让人们生得起,还要养得起

陆杰华表示,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我国的生育主要驱动力是政策。但二孩、三孩的放开反映出我国生育率变化背后的驱动力不仅有政策,还有经济和文化。

陆杰华认为,政策的放开实际上是一种信号,说明我们在加快优化生育政策的步伐,“过去我们都说人口多、底子薄,一直强调要控制人口总量,但在老龄化加快、人口红利下行的情况下,要转变观念,认识到人是创造者和消费者,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者,保持适度的人口规模是必要的。”

三孩政策的实施能否起到缓解人口负增长的效果?陆杰华认为,短期内可能很难看到实际效果,还需要继续观望。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二孩的生育比例确实有所上升,但令人担忧的是一孩比例的下降。“如果把生育比做金字塔,一孩才是金字塔的底部,在生育过程中鼓励适龄青年生一孩是基础。因此,要在一孩上下更多的工夫,把剩余量真正释放出来。”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老百姓的生育意愿反而在下降。说明老百姓不是生不起,很多人是养不起。”陆杰华说,现在90后和未来的00后是生育的主体,他们的婚恋观念、婚育观念会影响到我国的生育水平。

无论是放开三孩还是全面放开生育,陆杰华认为,更重要的是配套政策的出台和实施,首先要创造一个宽松和鼓励生育的环境。“一方面要通过降低生育成本、育儿津贴等措施,加上相应的住房和税收政策,让人们能够‘养得起’。同时,还要‘教得好’,降低教育成本,这也是提升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

“现在各省人口计划生育条例修改基本到位,下一步更重要的就是如何能够落到实处。”陆杰华举例说,延长产假对用人单位而言可能会增加用工成本,如果由用人单位来买单,就可能增加其雇用育龄妇女的顾虑。因此,可以提供一定的优惠措施,为女性较多的企业提供免税*款等。

陆杰华还建议,应加强配套立法和执法监督,消除在就业、晋升等方面对育龄女性的隐性歧视,确保女性的生育权、就业权不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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