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人均GDP已经在2021年赶上和超过了全球人均水平，这是对全球消费有着里程碑意义的重大结构性变化。”
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主席、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在第六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消费分论坛上指出，中国已经进入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之中。在此背景下，消费拉动应该占GDP拉动力的50%左右，成为“三驾马车”的主动力，投资拉动从40%降到30%，出口拉动从30%降到20%，从而形成“五三二”的新局面。
在这个战略要求下，黄奇帆认为，要从内需和外需两方面着手，思考战略性趋势和措施，进一步激励消费新潜能，将中国消费做大做强做好。
着力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人年均可支配收入为36883元，以14.1亿的人口总数推算，人均可支配收入总额为52万亿元，约占GDP的43%。
黄奇帆表示，这个比重与全球范围内其他国家相比偏低。按照“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要求，居民可支配收入至少该占GDP的52%，也就是应该在当前121万亿元GDP中再增加大约12万亿元的资金为可支配收入。如果十几年以后GDP翻番变成250万亿元，就至少会额外增加25万亿元的可支配收入用于居民消费。
对此，黄奇帆强调，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十分重要。目前我国有4亿多人口属于中高等收入群体，拥有1000万、600万、200万家庭资产的数量分别为200万户、500万户、100万户。这些人群是中国消费的主力军，在全球的消费范围内也是一个令人注目的存在。
“我国的14亿人里还有6亿多的低收入人群，他们基本上年收入在12000元以下，一个月收入在1000元左右，这个结构的存在说明我国城乡差距、区域差距、贫富差距都还比较大，这也是我国未来共同富裕过程中、经济发展过程中主要需要解决的问题。”黄奇帆说。
他指出，对农村居民而言，目前97%的年收入都来自劳动收入，财产性收入不到3%；对城市居民而言，大多数人都只有房产一项财产性收入。因此，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对提高这一类人群的收入而言尤为重要。而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又关系着能否成功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
“一个合理的资本市场应该与国家的GDP相匹配，通常是国家GDP的120%左右。我国目前的GDP是121万亿元，股票市场和资本市场的总市值是70多万亿到80万亿元之间，只占到了GDP的2/3左右，还有1/3的发展空间。”黄奇帆表示，如果中国GDP在未来15年内翻一番，达到240万亿元，资本市场按照120%健康充分发育，应该达到300万亿元。因此，资本市场需要继续发展，以适应和支持未来经济的增长，从而让中国老百姓、中国人的收入在资本市场中理财方面得到更公平、合理、安全的保障。
黄奇帆以城市居民公积金缴纳为例，全国性的公积金现在有25万亿元，除了5万亿元发挥了贷款买房的作用以外，剩下的20万亿元都是存在银行里进行基础性保值，没有进行任何投资。但如果存储的公积金投入资本市场进行理财的话，应该可以翻一番。所以从这个角度看，资本市场作为资源优化配置的枢纽平台，不仅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也是居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满足日益增长的财富管理需求的重要渠道。
减少消费制约因素
汽车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也是我国大宗消费的主要热点。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2009年汽车工业的迅猛发展，产销突破1300万辆，使我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生产和消费国，到2017年增加到2900万辆。但是，之后5年的中国汽车产销量则一直低于2017年水平。
“连续5年没有增长，是到了极限，没有增长空间了，还是有关激励措施不到位，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黄奇帆表示，我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1万美元，在全世界目前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的国家中，发展中国家的汽车保有量大约在40%，发达国家在60%，但现在中国汽车的保有量是21%，离40%仍有不小的提升空间。在汽车之外，我国可以在奢侈品、中高档消费品方面进一步调整限制政策，适度消除一些由政府管住贷款或者管住各种消费通道的措施。
除此之外，房地产问题也使得中国家庭每年用于生活消费的收入支出受到不小的约束。黄奇帆表示，根据有关智库统计，中国城市居民的房地产债务占家庭收入比重达到137.9%，高于美国的90%，也高于英国、法国、德国的130%。同时，城市居民家庭平均每年用于还本付息的部分相当于收入的15%，美国是7.8%，欧洲一般在8%-9%。所以，由于房地产消费带来的高负债，使得中国家庭用于每年生活消费的支出会受到很大的约束
“目前，房地产正在进行深度的结构性的调整，一定要争取房地产软着陆，避免硬着陆。”黄奇帆表示，一方面，要对现在城市中还存在的城中村、危旧房、棚屋区，进一步进行结构性、局部性的改造；另一方面，要利用现在房价的低迷时期，政府拿出一部分资金，把卖不掉的商品房作为保障房买下来。
黄奇帆认为，今后要让至少30%的城市居民住在保障房、公租房或者人才房，让相对低收入的、刚刚工作的、农村进城市落户就业的群体能住在保障房里，免受房地产按揭贷款、租金压力等各方面的约束。这些保障房的支出、租金只占保障房住户大约1/6的年收入，从而减少居民面临的房地产按揭贷款、租金压力等各方面消费约束。
展望未来，随着我国的人口结构的持续演变，消费结构也会随之变化。联合国在最新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报告中预测，到2050年，中国的总人口将降至13.8亿，占全球总人口的14.1%。
黄奇帆认为，未来人口结构的变化会使得各种优质教育资源出现供大于求的情况，人们在教育、卫生方面的费用支出，以及其他额外支出都会相对下降。
“如果在这些方面建立更公平的机制，降低老百姓的生活成本，会一定程度上提高他们的生活消费。”黄奇帆建议，后续要进一步加强医疗、教育体系的改革，把医疗和教育领域中额外的、违背基本逻辑的高收入部分消除掉，使得老百姓在教育、卫生受到公共服务的过程中能够减少支出，保障居民健康、保障新一代人群的学习发展。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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