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波诡云谲的外贸阵地上，货代中介该如何更加合规？常见的代持、隐名架构下，企业的涉罪责任，该如何确定？过往长期合规、税收贡献突出的经营主体，在出现犯罪问题后又该如何与“保护民企”政策相结合？
这些企业高度关注的问题，或许可以从近期一起走私案中得到启发——国内坚果贸易头部企业因“以生报熟”，导致货主及货代公司均被认定构成走私犯罪，但庭审中，谁是真正的犯罪行为主体、谁是真实的股东等主体问题，成为重要诉辩焦点。
据一审判决书，连云港汉舞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舞公司”），被认定与货主公司通谋，构成单位犯罪，其实际负责人刘淑玲被判处7年有期徒刑，而“没有诉讼代表人出庭”的汉舞公司，并未出现在最终判项中。
值得关注的是，该案中货主为江苏鸿滨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滨公司”），系国内坚果贸易头部企业，而另一被判企业江苏东大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大公司”）则系其关联企业，两公司均系地方纳税巨头，更多个知名坚果品牌的重要供应商。
也因此，该案中鸿滨公司、东大公司的股东构成，与走私行为之间的关系，倍受业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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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代公司“无人”出庭
年销售额超过10亿元的鸿滨公司，被媒体誉为“坚果之王”，更是其所在地江苏沭阳的纳税大户。东大公司则由鸿滨公司股东参股，于2019年在连云港保税区投产的食品进口企业。
早前，国外进口来的坚果生料，经由连云港运往沭阳，在鸿滨公司加工为熟品。东大公司投产后，坚果生料即不再需要运出保税区，在区内就可以加工，更加便捷。
但东大公司仅3个月后，即2020年1月初，新冠疫情爆发。而据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书，走私行为恰发生在2020年1月至2020年7月。
东大公司被指控采取“以生报熟”的方式走私：即未经加工或仅简单加工，便将保税区内存放的坚果生料运出，并向海关报关为熟料。当时，在多轮加征关税后，坚果生料的关税60%左右，而熟料仅为15%左右。
从判决书来看，该走私行为与疫情爆发初期的市场状况直接相关：熟坚果严重滞销，几乎没有成交量，而生料虽然价格暴跌，但市场上仍有购买者。这是走私案重要的利益驱动因素。
但究竟是谁提议、设计、指挥具体走私行为，在庭审中却有不同说法。货主方被告人黄卫军在庭上表示：“刘淑玲在走私过程中责任最大，东大公司‘报熟出生’最开始是刘淑玲的主意。”
公开信息显示，刘淑玲实际控制的汉舞公司，案发前还是保税区查验场站的经营主体。
“刘淑玲就说她哥哥在海关，海关保税区里面在建的查验平台也是她公司的……海关要查什么货，刘淑玲从系统里能提前知道……”黄卫军在笔录中称，“刘淑玲告诉具体操作的人，把熟料放在什么地方，比如让放在车厢外侧，或者干脆放在副驾驶座上，这样竟然也能通过查验。”
“本院认为，被告单位鸿滨公司、东大公司通谋，伙同汉舞代理公司通过伪报手段……其行为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系单位犯罪”，一审判决指出了汉舞公司，在走私行为中的角色，但判决书随后写道：“汉舞代理公司没有诉讼代表人，公诉机关未予指控，本案不予处理”。
但至少有8名来自汉舞公司的员工，作为本案证人，明确记载在判决书中。而汉舞公司至今仍在运行，并未消失。
多位接受记者采访的法律界人士，对于法院以没有诉讼代表人为由，未将单位列为被告表示迷惑。其中一位律师称：“被告单位的诉讼代表人不出庭的，司法解释有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337条，如果诉讼代表人系被告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或者主要负责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的，可以拘传其到庭。因客观原因无法出庭，或者下落不明的，应当要求人民检察院另行确定诉讼代表人。如果诉讼代表人系其他人员的，应当要求人民检察院另行确定诉讼代表人。总之，不可能因为没有诉讼代表人，就不处罚被告单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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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私“老板去哪了？”
庭审中被质证的一份聊天记录显示，本案第二被告人黄卫军，曾多次向本案第一被告人林长节提及想要“走小路”，而林长节每次都明确拒绝，并直接称“有命挣、没命花”、“我怎么说你都听不进去，（搞）一点跟两点没区别”。
但一审判决中，林长节被以主犯判处12年6个月有期徒刑，而庭审中，林长节称自己直到2020年5月后才知道走私一事，且从未谋划、指使此事。同时，家属和律师均称，2020年疫情爆发后，因母亲病重并于4月病逝，林长节始终陪伴，期间公司具体事务又黄卫军负责。
“这一点有大量证据可以证明，也可以通过林长节与公司众人的微信记录等证实，他在这一阶段对走私是不知情的。”辩护方在庭上认为，案发时间是2020年1月至7月，林长节的过错在于2020年5月知晓走私后，未进行阻止，但绝非提议者、主使者。
庭审中，争议较大的一个点，涉及鸿滨公司、东大公司的股东究竟是谁？黄卫军一方认为，自己并非股东。但提交法庭的聊天记录显示，黄卫军曾多次劝说，希望林长节与港商张正（化名）合作：“我股份让给他，你再重新分配股份。”辩方因此认为，黄卫军在鸿滨公司拥有股份。
除了双方明确黄卫军借给天津鸿滨公司的500万元借款债转股外，提交一审的银行流水等证据也显示，黄卫军还通过亲戚、前妻、孩子、女友，转入公司500万元，作为东大公司的注册资金，其实际入股资金为1000万元。
但黄卫军辩称，上述钱款系借贷往来资金，并非入股。对此，法官问黄卫军薪酬如何领取？黄卫军先说是现金，但又说是银行转账，并且对于年薪、月薪的具体金额也未能给出确定答案。
“如果黄卫军不是股东，他又不领取薪酬，在公司做公益吗？”一位鸿滨公司人士称。
庭上的另一个细节是，律师引述东大公司一名生产车间的中层、林长节外甥的回忆称，2020年三四月间，其在接到黄卫军要求将白糖夹带走私的提议后，明确表示拒绝，担心被舅舅林长节知晓，黄卫军随即说“我们不让你舅知道不就行了”，以此证明黄卫军故意瞒着林长节做事。
尽管辩方出具了上述黄卫军有股份的微信聊记录和银行流水，但法院并未认可。因此指控中，黄卫军的走私行为被认为是林长节指使，林长节因此被列为第一被告人。
最终，刘淑玲被一审判处7年有期徒刑，而她的公司，则因“没有诉讼代表人”未被惩处。而列为被告的鸿滨公司和东大公司，分别被处罚金3500万元和2800万元。
目前，林长节、黄卫军和刘淑玲均已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