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正解局
前段时间，陈奕迅开了一场演唱会。
在互动时询问粉丝票价，粉丝们有答980的，1100的（前排的价钱会贵点），陈奕迅感觉还算正常。
忽然，一个粉丝喊出”8000″的票价时，陈奕迅被吓到，瞬时眼睛睁大，表情很夸张，随后自嘲道，以后他要去当自己演唱会的”黄牛”。
一张演唱会门票卖到8000元，估计连陈奕迅自己都不舍得买。
其实不只陈奕迅，今年，周杰伦、五月天等歌星演唱会上，都出现了”黄牛”倒卖高价票的现象。
票价高就算了，甚至还有”黄牛”卖假票。
5月的时候，薛之谦在江苏连云港开演唱会，结果一位远道而来的粉丝花了4000元从”黄牛”手中买到的高价票，居然是假票！
这位女粉丝直接崩溃，当场倒地哭闹打滚，令人唏嘘。
“黄牛”这个令人憎恶的职业，我们每个人都不陌生。
只要是买不到的票，或者普通人难以获取的资源，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黄牛”。
可”黄牛”究竟为何叫”黄牛”？
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呢？
虽说”黄牛”这个”职业”没有很明确的历史记载，但人们普遍认为这个词来自上海。
老上海有个职业，拉黄包车，车夫风里来雨里去，每天都很辛苦挣点糊口钱。
估计是看黄包车夫们像黄牛一样辛苦，人们便将车夫拉的车称为”黄牛车”。
拉黄包车的车夫，无论日晒雨淋都要拉活，十分辛苦
随着交通业发达，汽车、轮船等新交通工具逐渐在上海出现，但票不太好买。
于是，经常待在车站码头附近的车夫们便近水楼台先得月，兼职帮熟悉的客人买票，从中赚点小费，因此得名”黄牛”。
后来，老百姓又把那些专门倒腾各类黄金及物资的人，统统称为”黄牛”。
早期的”黄牛”还不太招人恨，毕竟他们也就赚点辛苦钱，还帮人们省了排队的时间。
解放后，由于生活物资都是统一调配，市场消费几乎为零，”黄牛”也基本销声匿迹。
即便有，也只是偷偷摸摸，小打小闹。
要知道，”黄牛”那时随时可以被抓起来，被认定为”投机倒把罪”可不是闹着玩的：重则可判死刑，轻则得吃好几年牢饭，谁也不敢为一点蝇头小利以身犯险。
大批”黄牛”真正出现的时间是1980年代，而且有”大小黄牛”之分。
那个时期，还有价格双轨制，还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特殊时期。
所谓”大牛”，就是那时俗称的”倒爷”，发源于北京，就是某些手眼通天的人靠着一张批条，利用”双轨制”倒腾各种物资。
从钢材到家电，反正是什么赚钱，就倒腾什么。
上世纪90年代活跃在中俄边境的”倒爷”
这些”倒爷”根本不需要自己真的去买卖什么商品，仅靠自己能疏通的人脉，就能赚到钱。
当年最著名的”超级倒爷”，要数南德集团的创始人牟其中。
他当时听说新成立的四川航空公司想购买飞机，又恰好知道前苏联由于经济困难，正准备变卖手中的几架图-154客机，便主动联系了川航，表示自己有这方面的资源。
当时购买一架图-154飞机要花五六千万人民币，而波音客机则需要两三个亿，川航觉得向前苏联购买客机更划算，便同意由牟其中牵线操作此事。
于是，牟其中最终拿到的批条和协议书，在山东、河北、四川等7个省以低价找来了500车皮商品交给苏方，其中包括一大批某省积压多年的罐头。
就这样，牟其中通过以货易货的方式，换回了4架客机，不仅川航和苏方都表示满意，他自己也从中赚到了数千万元的酬金，叱咤一时。
像牟其中这样靠着胆量和魄力倒买倒卖各类资源，一夜暴富的”大牛”还是少数人，大部分都是所谓”小牛”，也就是我们一般意义上说的”黄牛”。
社会上，只要你手里有东西，又是别人急需的，就形成了所谓”利差”空间，自然少不了”黄牛”的身影。
比如北京俗称的”票虫”（也叫”拼缝儿”），专门从事火车票、电影票、比赛门票等类型票的倒买倒卖活动。
其中，还有一些”黄牛”是专门负责挂号的，比如医院、车管所等场所。
除了这些，上海的”黄牛”倒腾的东西更多，像什么外汇券、月饼卡、交通卡等，基本都是长期固定在一个地方”守株待兔”。
因为他们活像一个桩子一样伫立在街头，上海人将他们戏称为 “打桩模子”。
上海的”海派清口”创始人周立波最经典的桥段便是模仿”打桩模子”：双手插兜，两脚因为无聊前后抖动，滑稽又形象。
说白了，在物质和信息极度匮乏的年代，任何资源都是稀缺的，也都能被人找到赚钱的机会。
对于年龄在40岁以上的中国人来说，最有可能碰见”黄牛”是两个场景：买火车票和医院挂号。
确实，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之后的二十多年，是”黄牛党”的巅峰时期。
那时候，一开始还没有网络，哪怕是到后来，网络技术也没现在那么发达，很多信息，没法让大众都知道。
所以，就产生了严重的”信息差”，也就有了”黄牛”施展的空间。
比如，那时买火车票都得到火车站购买，平时还好说，可到了春节前后，就一票难求了。
1981年，全国铁路春运客流超过1亿人次。
由于车少人多，买票难的新闻开始屡屡出现在报端。
彼时，买火车票不用身份证，全靠运气。
排队早，有可能买到自己想去的城市火车票，站票也行；排队晚，连站票都被抢完了，只好空手而归。
旅客买不到票，很大一个原因是车站”黄牛”开始出现，他们整天厮混在车站，成群结队买走发往主要城市的火车票，加价卖给旅客。
“良心”点的”黄牛”，一些短途或不怎么热门的城市，加个10元就差不多出手了；碰到热门城市或春运，翻一倍的价格，旅客也未必能从他们手里买到票。
关键是这样的情况持续多年，成为全国火车站的常态。
2004年，铁路完成客运量1.4亿人次。
人民网做了一份调查发现，旅客通过托关系购买火车票的占22％，从票贩子手中购票的占11.1％。
也就是说，约三分之一旅客手里的车票是从非正常渠道购买的，而仅仅一名底层”黄牛”，春运期间的收入就不少于10万元。
为了打击”黄牛”，各地想了很多办法，如加大车站警力，捣毁一些票贩子团伙，但收效甚微。
直到2010年，铁路开始实行实名制购票，这才逐渐减少了火车站的”黄牛”倒票现象。
如果说火车站的”黄牛”可恶，医院里的”黄牛”（号贩子）就是可恨。
曾几何时，很多大城市的医院经常人满为患，基本都集中在挂号处，很多人还是彻夜排队。
他们千里迢迢来到大城市的医院，就是想挂每周只看几天的专家门诊，却发现怎么也挂不上期待已久的专家号。
为啥？
因为专家号全都被医院的”黄牛”买走了。
对于那些病人来说，专家号意味着自己能否有新生的机会，是否有康复的希望，结果，他们连医生的面都见不到。
想看专家？可以！花几百乃至上千元从”黄牛”手里买号吧。
活跃在医院里的”黄牛”们赚得盆满钵满，倒霉的是那些求医无门的病患，被骂的却又是各地的医院。
医院也不是不想整治越来越猖獗的”黄牛”，可在利益的驱动下，这些”黄牛”赶不走，打不得，甚至还会随时报复医院及患者（家属）。
事实上，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北京从2008年开始就全面推广了实名制就诊卡挂号，但由于各种原因，国内很多城市迟至2010年后才陆续推行实名制就诊卡挂号。
迟是迟了点，但这项措施确实对医院的”黄牛”产生极大影响，没人再肆无忌惮地在医院兜售”专家号”。
因为利益关系，”黄牛”如今又开始利用非法软件抢号高价倒卖，至今没有绝迹，但”黄牛”的数量确实少了很多。
遗憾的是，随着社会消费水平的提高，”黄牛”并没销声匿迹，反而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
除了医院和火车站，买车摇号要找”黄牛”，孩子想入学入托，也得靠”黄牛”帮忙。
对于年轻人来说，与”黄牛”接触最多的场合，或许是准备现场观看演唱会或赛事的时候。
现在的演唱会（赛事）都是通过几个票务平台购买，奇怪的是，很多平台明明才开售不久，所有票就已售罄。
等年轻人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去现场，却发现很多”黄牛”手里攥着大把的门票在加价兜售。
这些”黄牛”抓住年轻人急迫的心理，他们手里屯的票，都是加价几百乃至上千售出。
有人可能奇怪，不对啊，这些演唱会（赛事）都是实名制售票啊，”黄牛”卖的票能用么？
还真能用，这里有个很明显的”BUG”：大部分演唱会（赛事）虽然采用实名制购票，但进场只认票，不查身份证，只要票是真的就放行。
显然，这么明显的漏洞也就给了”黄牛”可乘之机。
要说主办方和票务平台对这一点也不会不清楚。
但票务平台对此的解释也很有道理：真要强制实名入场，万一有人想退票，或者转赠怎么办？
话虽不错，但问题在于，歌迷真正的不满，还是因为买不到票，演唱会的门票甚至比春运车票还难抢。
许多热门演唱会（赛事），除了少部分门票被黄牛通过外挂程序抢票抢走了，某些主办方和票务平台为了利益最大化，会将大部分的门票加价出售给了”大黄牛”，毕竟这样回本最快，赚得也多。
“大黄牛”敢全部加价吃进，是明白这些票根本不愁卖，加点价便转给他们的下线”小黄牛”们。
花了高价买票的”黄牛”也要赚钱，他们的办法很简单，就是利用市场稀缺性进行”饥饿营销”。
像周杰伦、五月天这些有号召力的歌星，演唱会的门票能从数千元被炒到上万元，背后其实都是”黄牛”在推波助澜。
票务平台与主办方对此心知肚明，因为彼此都是一条船上的利益勾结者。
一般来说，热门演唱会（赛事）需要先留出10%左右赠票给合作单位或内部人员；至少50%的门票会加价由”大黄牛”打包拿走，剩下不到40%的票才会放到票务平台销售。
而且这个比例也不是固定的，随演唱会（赛事）的影响力而定。
“黄牛”拿到票后也急于出手，除了现场兜售外，很多都学会了通过某些二手交易平台，装作”时间冲突转让门票”的大学生或者白领，基本都是”黄牛”在玩角色扮演。
应该说，”黄牛”的存在，既有市场供需不平衡、价值体现不合理的因素，又有某些利欲熏心的工作人员内外勾结的因素。
虽说”黄牛”很讨人厌，可人家的这个职业就是赚信息差的钱，你想省心、省时间，那就别想省钱。
如同某个网红奶茶店开业，有人想买了拍照发朋友圈，但一看要排好几个小时的队，便选择从”黄牛”手里买到高价奶茶，主打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所以，消灭某个领域的”黄牛”并不难，难的是只要市场出现供需失衡，只要有人愿意以溢价的形式来满足需求，”黄牛”就一直会存在。
虽说通过观察”黄牛”业务的变化，不难发现某个产业的变化，乃至一座城市消费观念的变化，可他们的存在，也是众多利益链条的代表。
所以，打击”黄牛党”是极难的。